| 对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再认识 |
杨华，龚玉龙 巴人的历史悠久,文献记载可直接追溯到远古至夏商时期,但在先秦时期的史籍中对巴人历史的记载并不多见,即使是查阅到的有关记载,也比较模糊,仅只是笼统的说是在长江三峡地区曾有过巴人活动的历史。据有关文献史籍记载,以及地下考古发现资料大致上可知,早期巴人活动范围,其东已达湖南岳阳地区,甚至还包括江西西部的部分地区,南抵洞庭湖南部地区,西至重庆地区,向北自秦岭山脉的西端,往东至伏牛山脉的南部地区。后演变为土家族后,主要分布在湘西、鄂西、黔东北、渝东一带的交界地区。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致华、马培棠、顾领刚、郑德坤、童书业等为首的前辈学人就开始着手于对巴人历史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并为我们后来从事对巴文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当时所处环境,老一辈的学人多是从文献史籍去探索的,接触到的考古学资料甚少。再者,当时的研究者又多是将巴与蜀文化联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的,故对巴人的历史仅仅是作了一些粗略研究,自然对巴人若千历史问题难以认清楚。 土家族为我国腹心地区的一个民族,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在与汉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要优越于我国其他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情况而言,却起步较晚,可以说,解放前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研究。 20世纪五十年代,民族学、历史学才开始着手于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提出了现在的土家族当由来于古代的巴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对巴人的研究,还是对土家族的研究,可说是掀起了一新的历史性高潮,成绩斐然,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不过,虽说过去已有不少学者对巴人和土家族的若干问题进行过研究,但由于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新发现的资料不断增加,故在肯定了过去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结合一些新发现的资料,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并用现在的眼光,仍很有必要将巴人和土家族活动的历史情况重新提出来进行讨论。 一、先秦时期巴人活动的历史情况 （一）古史传说中巴人活动的历史情况 约在四千年前,在中国南方地区分布着若干个氏族部落,史籍中称之为“南蛮”民族。何谓“南蛮”?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即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苗民”。据《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云“有苗之民,判人南海,为三苗国。”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又据徐旭生先生研究“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 传说时代中的“三苗民”(南蛮民族),其活动范围怎样?这在较早的史籍中每有记述,如《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鑫之波,右洞庭之水,汉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又《史记·吴起列传》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盖”等。《魏策》中记载的“衡山”，据钱穆考证:当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伏牛山。“文山”大致应在都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 据上考证可知,传说时代的“南蛮”(即三苗)活动范围大致上是：东与江西接壤,南达洞庭湖流域(包括湘西),西接渝东地区,北到河南南部的伏牛山脉一带。 大致上知道了南方三苗民族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三苗民族究竟是有哪些部落所组成？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据顾铁符先生研究指出:“他们所以叫苗,因为他的组成是蛮、淮、巴三个民族。”三苗应当就是南蛮的“蛮”即“巴蛮”,《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巴郡南蛮。”又相传察君是巴人的世祖，被称之为“凛君蛮”。所谓“淮”即“巴淮”，《方言》“巴、淮之人自称阿踢’。”古时的巴、淮通常联称。 须强调一点的是,所谓三苗的“苗”,应与现在居住在湘西、鄂南以及贵州地区居住的苗族居民区别开来,当时所谓的“苗民”亦即三苗民。 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也记载有苗民活动的历史,如“南方……有人曰苗民(郭注: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身如猿,左右有首。”这是从原始宗教学角度(图腾文化)来记载当时南方三苗民族活动的历史情况的。所谓“苗民”也就是指远古人类以崇“蛇”为图腾的巴族(巴蛇)。从事神话学的研究者也曾对文献史籍中记载的“苗”、“蛮”解释说:所谓“苗、蛮之字皆源于古苗语mahg(蛇),即古代之所谓龙(上古音mahg〔蛇〕)。显而易见,南方巴族、三苗皆是崇“蛇”的民族,这对我们研究巴族与三苗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 当时活动在南方地区的三苗(巴人)民族势力强大,并经常与北方中原华夏集团作对,严重阻碍了中原华夏向南扩张的势力。这在文献史籍中多有著录,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淮:《正义》释为:“读曰江,今彭兹湖也。”“荆州”在古洞庭湖、云梦泽的西岸,即今湖北荆州及鄂西一带。尧南征伐三苗的路线多是由豫西南的丹、浙水而下的,这在《氏春秋·召类》卷二十中记载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今丹江。同书又载云:“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却:即打退。《淮南·修务训》卷十九记曰: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苍梧:即今湖南宁远县的九疑山,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兹、舜时不服,故往征之,舜阶方乃死。时舜死苍梧,葬于九疑山。”《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巡狩”可以释为“征”的代名词。至于说舜究竟是否在南征三苗的途中而死,尚难定论,值得我们今后去进行研究,但从上述史料看,当时三苗民族与中原华夏集团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应是可信的。 舜南征三苗死后,夏代的禹又挥戈而起,继续南下征伐三苗,如《墨子·兼爱下》记载:“禹之征有苗,非以求重富贵。”又“禹亲把天之瑞命,以征有苗。……禹即克有三苗”,等等,即是明证。 总之,传说时代的巴族与三苗民族当为同一大族系,都是中原华夏族笼统所称的南方苗蛮族,这不论是从巴族与三苗活动的范围,还是从古史传说记载的时代,乃至于图腾崇拜等,都反映出巴族与三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据上研究,我们认为:巴族与三苗在远古时代应是同源的。三苗民族中除巴族为一大族以外,应包括一些若干小民族(或小部落),这些小民族都落大都是依赖于三苗和巴族的,自然三苗和巴族也就是南方诸民族的总代表了。 (二)夏代巴人活动的历史情况 被史学界称之一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志的《山海经》中多记载有相当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巴人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历史,如《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海内南经》中又说:“夏后启之臣日孟涂,是司神于巴……是清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这里所谓的“丹山”,据郭景纯解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也。”文中所说的“丹阳”,郭璞释日:“在建平郡丹阳城株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又据《水经注·江水》记载:“有大巫山……神孟涂所处。”《巫山县志》卷十七也载有“孟涂祠在(巫山)县巫山下。’,(竹书纪年》卷七更明确记载有:“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往讼。”据考:所谓“孟涂乃三涂氏的酋长,夏后启之母涂山氏即三涂氏的酋子,所以孟涂是夏朝初年的重臣。启劝年任他为巴人的祭司,主宰巴人的诉讼大权,实际也是巴人的酋长”“0),而当时的夏王朝其地在北方中原地区,势力范围当在晋、陕、豫交界一带,还未能到湖北、湖南,以及长江三峡地区,因此,所谓启派孟涂之说难以令人置信。很大的可能如下: 夏代初年,有一支中原夏人的居民来到了三峡地区,并定居在巫峡一带。这支华夏的移民来到三峡,不仅与该地区土著居民(即巴人)和睦相处,同时也给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巴人注人了新鲜的血液,深受这一地区巴人的厚爱,这样,夏人孟涂才能主宰管理诉讼大权。 又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戈,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莱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即立,无首,走厥咎(逃避此罪),乃降于巫山。”据罗漫等学者研究:“`无首’,表层意义是被斩断头颅;深层意义即是这批夏民族的头领已被杀,余者逃进巫山而`群龙无首’。夏人进人三峡地区,自然会把自己的神话传说大量带进这里,同时也会产生大量新的与夏人相关的神话传说。比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这里的`云雨之山’,当指巫山;而所谓`禹攻云雨’,是影射夏人流散到三峡地区,夺取了那里空间的控制权。 无论是先秦时代的《山海经》中的记载也好,还是秦以后的其它一些文献记载也罢,当时巴人在华夏集团心目中还是有着一定的位置的。至于所谓孟涂究竟是在渝东的巫山呢?还是在鄂西的株归呢?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总之,上述记载的历史事实说明,早在夏代,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就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有了密切交往的历史。 (三)商代巴人活动的历史情况 在商代殷墟甲骨文中,不仅对“巴”字每每有记载,而且“巴”字的写法也有多种,据统计其写法竟多达数十种。不过,尽管是殷墟甲骨文对“巴”字的写法有多种多样,但从甲骨文“巴”字的字形来看,一般都将“巴”字写作“蛇”状,据此可见,巴字的本意应代表蛇。古今学者都普遍认为:“巴”从虫。《说文解字》解释、:“巴,虫也,或日:食象蛇,象形。”巴属蛇种,《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蛇。’,{(淮南子·本经训》记日:“尧之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界……断修蛇于洞庭,”高诱注:“修蛇,大蛇也,吞象。”据研究,史书中记载的所谓“修蛇”“黑蛇”“长蛇”等多是指古代巴人的。 巴人自古崇拜“蛇”,并认为本民族的祖先即由“蛇”演变而来,自然,史籍中记载的“尧之时……断修蛇于洞庭”,即是说当时原华夏族南下伐巴人(方),并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杀了不少的巴人(巴蛇)“,,。而所谓:“巴蛇食象”,古往今来,不少学者认为是巴蛇把象吃了,据现在民族学研究资料,“巴蛇食象”这一成语的涵义实际上是反映远古时期在洞庭湖地区居住的巴人部落与湘江流域象部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泣献伐巴方,受之 口口卜,口,贞王佳妇好令泣漱伐巴方,受有又。贞王勿佳妇好人泣漱巴方,弗其受有又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泣漱伐巴方,王自东受伐贵阶,于妇好立 贞妇好其址麒伐巴方,王勿自东受伐贵阱,于妇好立 据上述有关对“巴”字的记载,我们认识到的是:巴人的历史由来久远,由商代往前追溯,可直接追溯到远古时期,至于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什么时候?哪个阶段?因下文将还论及到,故本节中不必多谈。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使我们大致上知道了巴人由来的历史可直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传说时代,只不过是过去我们在研究巴人由来的历史时,没有将“南蛮”、“巴人”、“三苗”之间的关系认识清楚,因此,也就无法将巴人由来的历史弄明白,现通过近十余年来各学科综合研究活动的掀起,才使我们对巴人由来的历史有了一比较清楚的认识。 远古至夏商时期,巴人主要在两湖及周邻地区活动(包括长江三峡地区),只是自西周时期开始,由北方中原而来的楚人势力日益强大,从而使得巴人的大好河山被楚吞食,巴人逐渐向湘西、鄂西地区退窜,最后定都于重庆。直到秦军从蜀地挥师南下“击夺楚巴、黔中郡”。 以上仅只是从有关文献史籍中对先秦时期巴人活动的历史情况进行了一些研究,考虑到巴人由来的历史极为复杂,单是从文献学角度及其它一些传说来研究,似乎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为了能使我们对巴人由来的历史了解的更透彻些,下面我们再从这一区域(巴人区域)考古学文化发现资料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从考古学文化发现资料看巴人的起源 自20世70年代以来,随着对巴人区域地下考古发掘工作大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鄂西、湘西地区一些夏商时期的遗址地层中陆续发现了一些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属于夏商时期的文化遗物地区一些夏商时期的遗址地层中陆续发现了一些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属于夏商时期的文化遗物,但限于当时的研究和认识水平,加之考古资料还不是十分丰富,故一时难以将这些遗物的文化性质认识清楚。70年代末期,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等一行前往鄂西、三峡地区调查,同时选择出部分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据对调查和发掘出的资料(包括这一地区以往考古发掘出的一些资料),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指出:鄂西、三峡地区一带夏商时期的遗存就是“早期巴人遗存”。 在鄂西、三峡地区(包括清江流域),这类相当中原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已发现有近200处“6,。从地层叠压的关系来看,这类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一般都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上,也就是说,先前(指原始社会晚期)的早期巴人曾在一个居住区生活后遗留下了大量的遗物,从而形成了一个个被考古学称之的文化堆积层,续后夏商时期的巴人又在这里生活,又形成了一个个文化堆积层。因此,从考古“地层学”角度研究,巴人区域里的这类夏商时期的巴人遗存与先前原始社会晚期的巴人遗存是有联系的,中间无空环。 再从考古“类型学”角度研究,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中,出土的较典型的遗物主要是有一批陶器群,器形主要有平底罐、灯形器、平底钵、圆底釜、鸟首形把、三足益、小平底杯、尖底杯、圈足豆等。据考古学研究比较,这类被称之为“早期巴人遗存”中出土的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绝大多数应是由本地区原始社会晚期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直接发展、演变而来,往后一直延用到战国时期(以圈底器最为突出)。如在忠县崖脚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陶釜与战国时期巴墓中出土陶釜一脉相承,在巴人区域里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向我们反映了巴蜀传统在汉代的巴国地尚绵绵不绝。 对夏商时期巴人遗址中出土的这类典型的日常用品陶器群的研究,拙文《从鄂西考古发现谈巴文化起源)}(`8)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除笔者研究以外,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宋治民、武汉大学考古系的王然、中南民族学院的张雄、武汉市考古研究所的邓辉等先生都撰文进行过研究。并一致认为:鄂西、三峡地区(包括湘西地区)夏商时期巴人遗物的渊源可直接追溯到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去。 应该承认,在巴人区域里这些“早期巴人遗存”中,除有本地区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以外,还有一些来自北方中原文化、西方的蜀文化的因素。但尽管如此,本地区土著文化因素自始至终都占据着主要地位,这是可以肯定的。巴人区域里考古发现的自身土著文化发展序列情况如下: 城背溪文化一~大溪文化一屈家岭文化一石家河文化一夏商文化一西周文化一春秋、战国文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我们介绍过的我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南方“三苗文化”,大致年代相当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夏文化阶段。虽然说三苗民族势力强大,并与中原华夏民族抗争多年,但在长期的作战中,也常有被战败的时候,最后到禹时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在鄂西北、豫西南的丹水流域作战中,被打败的三苗民族(巴族),主要向两个方向逃窜:一是沿汉水西上进人汉中地区,最后窜到三危(崛山西南),如史籍中记载的“尧……窜三苗于三危’),“(舜)窜三苗于三危”),《孟子·万章上》记日:“舜……杀三苗于三危。”《史记》中还曾说:“迁三苗于三虎,以变西戎。”如此看来,传说时代即尧、舜、禹时期,三苗民族有过西迁至三危的历史事实)。另有一部分向南逃到了洞庭湖地区。中原华夏势力强大,舜帝时代,舜亲自南征,但最后在南征中死于洞庭湖南的苍梧之地。 尧、舜、禹时代,中原华夏集团长期南下征伐三苗(巴人)民族,这不仅在文献史籍中多有记录,地下考古发现资料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两湖地区的一些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夏商文化遗存中都发现有来自中原华夏文化的若干因素。 至于沿汉水向西逃窜的巴人,除文献中多有记载以外,地下考古发现资料中也有说明这一问题的实物依据。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汉水流域发掘了一大批其时期相当龙山至夏商时期的古遗址,如紫阳白马石、西乡红岩坝、南郑龙岗寺、西乡何家湾,汉阴阮家坝等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与江汉、鄂西地区相似的“早期巴人遗存”(遗物),主要器物有高柄豆、尖底器、绳纹罐、器座、乌首形器把、小平底罐等,这些器物都是早期巴人遗存中最典型的器类。又承蒙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赵丛苍先生面告,最近几年,该校文博学院在汉中地区发掘出的一批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大批与鄂西地区夏商时期遗址中相同的巴人遗物。显而易见,石家河文化至夏商时期,鄂西地区的巴人已深人到达了汉水上游地区。我们认为,当时分布在汉水上游地区的这些早期巴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丹水之战”后沿汉水向西迁徙的三苗民族(即巴人)。 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巴人的一支即国部落(国)将自己的势力向北推进到了关中宝鸡地区,并在宝鸡地区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74年至1981年,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在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一带发掘出了一大批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巴人国部落居民的墓葬,共出土巴人青铜兵器多达70余件,除青铜兵器外,还出土有一些最富有代表性的巴人尖底罐(有陶尖底罐、铜尖底罐之分))。据研究,宝鸡巴式兵器与陕南城固巴式兵器有明显的承续关系,这说明这支巴人先是在汉水流域活动,然后向渭水流域发展并建立了正式的国家,成为西周王朝的诸侯之一。这支巴人国部落最后融人到了先进的周文化中。 自西周开始,随着楚文化势力的日益强大,巴人逐渐放弃了两湖湖南、湖北平原,并向西退窜到了重)庆及湘西地区。据近十余年来在三峡地区考古发掘资料,西周时期的巴人大致上是以巫峡为界,巫峡以东基本上是楚文化的分布区,巫峡以西基本上是巴文化的分布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势力继续向西扩张,并曾一度控制了忠县一带的巴人疆土。1977年至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忠县崖脚发掘出了一批战国中期的楚墓。这是目前已知楚人最西边的遗迹。 从上述巴人区域里考古发现资料可见,巴人自原始社会开始,往后一直到战国时期(秦灭巴以前),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在这一区域里活动。其分布范围大致上可以西周为界来划分:原始社会至商代,包括有两湖平原、重庆、陕南地区。西周至战国,包括有重庆、鄂西、湘西、黔东北、陕南部分地区。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地下考古发现资料,两者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三、巴人的原始宗教信仰 古代巴人曾对多种动物进行过崇拜,因当时的原始民尚处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阶段,思维朦朦胧胧,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产生有神秘的感觉,在无法抗衡的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并对一些自然灾害现象难以认识和理解得那么清楚,于是,人类想方设法去寻求他们所最为熟悉的自然神来保佑他们,并和它修好,以此表达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强烈愿望。后来人们又认为他们与这些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图腾崇拜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图腾崇拜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它以原始宗教的形式将氏族—部落—部落的集团心理凝聚、整合起来,成为维系本集团力量和发展本集团力量 从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研究得知,虽说远古时期的巴人是一个以多种动物为崇拜的民族,但主要还是以“虎”、“鱼”、“蛇”、“鸟”崇拜最甚。对巴人的这几种常见的崇拜物,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笔者也作过较详细的论述`27)。限于篇幅。这里笔者仅简略地介绍一下。 (一)巴人崇“虎”的历史情况 无论是文献记载或是神话传说故事,甚至在现代土家族居民中都有祭白虎的风俗。如夏商时期生活在湖北长阳(清江流域)地区的巴人氏族部落首领“察君”,死后就有过化白虎的传说记载。现在的土家族居民中,人死后流传一种“跳丧”中就有崇拜白虎的内容,其动作仿虎较多,如“虎抱头”、“猛虎下山”,在棺材上铺盖虎毯等,这些都应与巴人崇“虎”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巴人崇“虎”的历史究竟又可追溯到何时代?从巴人区域地下文物资料来看,一些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普遍都有“虎形”、“虎纹”的标志。此外,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文化遗存中还出土有用美玉雕刻成的虎面具,在商代遗存中还发现有青铜“虎形面具”,在一些周代的巴人青铜兵器上,铸有“虎”图案的更是多不枚举。由此可见,巴人崇“虎”的历史源远流长。 (二)巴人崇“鱼”历史情况 过去,学者们在研究巴人崇“鱼”的问题时,多是根据文献中所记载的,巴地有“怪鱼”、“有鱼焉”,又据在鄂西、三峡地区(重庆地区)自古以来就多有带“鱼”字的地名,从而认为巴人有崇“鱼”的历史。从该地区考古发现资料中我们觉察到,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层”(有的厚达1米以上)、“鱼骨坑”,反映出“鱼”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着一定的位置;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还见有用大鱼为死者殉葬的现象;在长江西陵峡株归旧州河遗址中,清理出一座属于石家河文化类型的墓葬,墓葬底部设一腰坑,腰坑中放置一瓮罐,罐内放一青鱼;又在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石家河文化时期),屡见有一些神态庄重,似在祈祷的人抱大鱼的陶塑像。此外,在出土的一些巴人青铜器上常见有鱼图像。据上种种文化遗迹现象,不少学者研究认为:正是因为巴地居民世代都有过崇拜“鱼”的历史,故才在青铜器上装饰了这些独特的代表着本部落(民族)图腾的鱼图像,以寄寓纪念图腾祖先的涵义)。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的真实写照。如上观之,巴人崇“鱼”之俗的历史是悠久的。 (三)巴人祟“蛇”的历史情况 据古文字学研究,巴族之“巴”字的由来,其本身就与“蛇”密切相关,殷商甲骨文、《说文解字》等都特意将“巴”写作蛇状,《玉篇》说:“音巴虫名。”据此,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普遍认为“`巴’,从虫(蛇)”,或称之为“蛇巴”、“巴蛇”。这一地区地下考古发现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大溪文化的遗物中就描绘有由龙(鳄)、肥遗龙(即蛇)、并凤鸟纹复合的图像,龙(蛇)居于中心,外刻画肥遗龙(一条双身蛇)。三峡地区一些属于大溪文化的器皿上,刻画有“一种近似水波的动物`蛇形符号’,弯曲游动,如爬行中的长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发现有专门用泥条压模于器物腹部的蛇纹。巴人青铜器上这类蛇图像更是屡见不鲜。在楚墓中出土的一些漆木器中,往往见有“双凤争蛇”的木雕(凤是楚人的图腾)。民族学研究认为,它反映着当时巴楚之间的战争,是“楚人心态的露骨表现,颇有厌胜的气味”。可见,巴人不仅崇拜“蛇”,而且崇“蛇”的历史由来久远。 (四)巴人崇“鸟”的历史情况 文献史籍中多记载,南方巴人居民“有鸟焉,其状如鸥而人手。”“人面有翼、鸟缘。”“比翼鸟在其东”、“巴人以比翼鸟”等等。据此,研究者认为,远古时期南方巴族及其邻族对“鸟”是非常尊重的。不言而喻,“鸟”在巴人心目中当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约距今6000年前)遗址地层中出土的陶器上描绘有“鸟”图像,在石家河文化的地层中发现有专门用手捏制而成的各种陶塑小鸟。除此外,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还发现有用美玉来雕琢的小鸟、凤环鸟、鹰鸟等。在巴人的一些青铜器上也多见有“鸟”图像。尤其是夏商时代的一些巴人遗址中,常见有一种将器物的柄部特制作成鸟首形,考古学称之为写首形器柄(把)。显而易见,至少从距今约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到夏商周(包括西周、东周)时期,巴人对“鸟”崇拜的历史前后沿袭了近4000年。有着如此久远的对“鸟”图腾崇拜的历史,这在我国其他民族中是较少见的。 以上介绍的巴人图腾崇拜仅只是巴人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一部分,除此外,还曾对山川、河湖、土地等进行过崇拜。如1993年在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时,清理出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祭祀坑,共有23个,坑中多放置一些较精制的陶器(以杯为主)。据研究,这些祭祀坑的用途应与祭祀水神有关。另在鄂西、湘西、三峡地区的长江、溪流、湖泊岸边,时发现有一些商周时期的窖藏坑,坑中放置有青铜器,这种形式的窖藏坑也多是用于祭祀水神的。 另在一些山坡、岗岭、荒郊野丘等地发现的一些窖藏坑,坑中多放置有青铜器,有的坑中竟多达20余件,这种形式的窖藏坑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祭祀山神的,祭祀山川神抵,在我国古代各民族中都比较盛行,尤其是南方地区。 据民族学资料,在我国川西、滇北一带的纳西族居民中,他们至今仍保留着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祭祀山神的活动,即各分头祭祀山神外,还要以村为单位,进行集体祭祀活动—“转山”。届时,男子身佩长枪或挎短刀,骑马。女子背物、提篮,至传统的转山地点,专人所带的陶罐中即盛装着稻、麦、粟之类的谷物,以及金、银、铜、铁、锡等五金。若无金、粟,也可以用金属和其他粮食替代,最后将陶罐埋在山上,以祈求神灵的保佑,使庄稼丰收,牲畜肥壮,人口繁衍。 古代的这种用于祭祀活动后而埋藏在地下的陶罐及其它物品,如巴人放置的青铜器等,久而久之,时间一长,后人就无法知道了,若干年后再被挖掘出来,这也就被认为是“窖藏坑”了。 湘、鄂、渝、黔这一区域,自古以来即就是巴人的居住地,从该区域里发现的商周时期巴人窖藏坑资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在这一区域里发现的窖藏坑中。最独特、最常见的青铜婷于的纽部多铸成“虎”状,而“虎”则又是巴人的崇拜物。由此可见,从这一区域里发现的窖藏坑,并以坑中埋藏的青铜器资料方面也充分证明了湘、鄂、渝、黔交界的地区,自古就是巴人的分布区域,这些窖藏坑遗迹资料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巴人渊源的历史提供了佐证。 从早期巴人埋葬习俗文化中也可以寻求到一些巴人由来历史的蛛丝马迹的线索。如在湖北清江流域的长阳发现一批相当中原夏文化时期的墓葬。这批早期的巴人墓葬皆叠压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存之上。墓中人骨架保存较好,其葬式多为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弯曲的程度相当惊人。据民族学研究,这种弯曲程度甚大的蹲屈式的屈肢葬,当时人们在埋葬前多是将尸体进行捆绑后埋葬的。在对清江流域这批夏商时期巴人墓葬人骨资料进行研究时,虽说在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中可供对比的资料见少,但是,在湖南、湖北、重庆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墓葬资料中,常见有这种葬式的墓葬。如在重庆巫山大溪、湖北宜昌三斗坪、白狮湾、松滋桂花树,湖南澄县丁家岗等新石器时代大溪父化墓葬中多有发现。尤其是在湖南澄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墓葬中发现有这种葬俗,时代距今至少在8000年以前。 上述考古发现资料表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比较流行这种葬俗的。至于说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将死者进行捆绑处理,然后埋人墓葬中去,其用途何在?本文中暂撇开不谈。但夏商时期巴人流行的这种葬俗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这种埋葬习俗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37),此观点应是说得过去的。故学术界研究认为,这一重要的埋葬习俗文化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与我国巴人的早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由此可见,从埋葬习俗文化方面,也为我们研究夏商时期巴人由来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说法提供了一重要线索。 （23)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