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龚玉龙

四． 土家族居民中的文化因素

据文献记载“土家”最先被称之为“土人”“土民”。而“土”字的出现约自五代时期,五代以前被称之为巴族。明以后,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就直接称之为“土家”了,而对外来的居民(汉人)被土家族称之为“客家”,由土人、土民组成的军队被称之为“土兵”、“土军”。土家族的分布范围与早先的巴人一样,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的广大地区。1955年,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先且先生就土家族区域的历史、文化、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后,提出了土家族应来源于该地区早先巴人(族)的这一真知灼见的观点。之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虽说在当时支持者、反对者兼而有之,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人,自20世纪07年代以来,主张土家族起源于巴人的观点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故对土家族由来于巴,我们就暂不去作过多的讨论。这里仅只是着重补充一些近十余年来,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新观点和新认识。

虽说秦灭巴族后,土家族区域里不断溶进了一些外来的先进文化,甚至有些交通较便利的局部地区已逐渐被汉文化濡染,早“以夷变夏”了,如长江三峡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大家知道,长江三峡的沿岸地区即今涪陵、万州等地,远古至汉代皆是巴人的根据地,但现在早已不是土家族的聚居了。不过,在三峡地区以及相、鄂、渝、黔交界处的一些较偏僻的山区,土生土长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可以说在土家族区域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中,仍世代延袭着先前巴人的遗风、遗俗。但从远古时期的巴人开始,后演变到土家族,前后大约有近五千年的历史,甚至还可能会更长。自然,我们无可否认,远古、上古时期巴人的那些原有的土生土长的文化、风俗等,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都传了下来,社会的发展,思想的更新,先前的一些落后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会被淘汰、消失的现象也是难免的。现我们摘选出近古和现代土家族居民中仍保留着的一些比较突出的先前巴文化的因素来进行介绍。

(一)土家族居民中的宗教信仰

土家族居民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较突出的是崇“虎”之俗。前面言及,该地区先前的巴人自远古时期开始就有了崇拜“虎”的历史,而土家族居民中世世代代都普遍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巴人“糜君”,即《后汉书》记载的巴郡南郡蛮中的五姓之一的巴氏。巴氏又为“巴氏子务相”、“凛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清同治末(长阳县志》记载:“县西二百三十里,昔凛君死精魂化为白虎。”凛君死后化为白虎,而白虎要吃肉,饮人血,因此,他们的后裔年年都要杀人祭“凛君神”,俗称为“还人头愿”,祈求消灭灾祸。在土家族分布地区,这种习俗太残忍,故将由“还人头愿”改为由巫师“椎牛”,取牛头还愿,牛肉集体餐食,牛头敬祭先祖。鄂西南一带还将“还人头愿”改为“开血口还愿”。还愿时,主坛巫师用刀在自己头上划一个口字,将血滴在长串纸钱上,挂在还愿农家住宅大门上或烧掉,这样就报答了祖先,以示虔诚。

在土家族崇拜活动中还有一种风俗叫“坐堂白虎”。一般是每户都要有一个白虎坐堂,家家都设坛祭神虎,在坐堂正中贴一虎或设白虎神位,卡花图案也绘有虎,石牌坊上也刻有虎,小孩穿虎头鞋,戴虎头帽,盖“猫脚”花袅被,脑门上用锅烟子(灰)画“王”字;门顶雕白虎、门环铸虎头。土家族青年男女订婚给爷娘送耙耙也必须有绘白虎图像的大饼,结婚时要以白虎神为证“一拜天地,二拜向王即虎神》…。”此外,巴人后裔土家族居民自古以来一直称老虎为“老巴子”,如老虎来了,他们即说是老巴子来了。巴即代表古代巴族,意是老虎为巴族人的祖先,显系对祖先“虎神”崇拜意识的一种真实反映。

此外,在清江河流域的长阳一带,民间还流传有向王天子白虎蛮神,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寅属虎的说法。在清江河沿岸地区还曾建有较多的象征祭祀凛君虎神的“向王庙”,据统计,这种所谓的“向王庙”仅长阳县就有04余座。“向王庙”内供有向王天子和德济娘娘(亦即盐水女神),在宣恩城内,向王庙里供有白虎神,咸丰县也设有白虎堂,长阳渔峡口还建有白虎寺。更值得注意的是:长阳、鹤峰在成立土家族自治县时,其游行队伍前面竟也抬着一只特制的白虎。据此可见,这种爱虎、崇虎、祭虎等已渗透到了土家族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种宗教活动的意识观念,也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研究图腾文化学时所说的那样:“凡图腾都是一民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御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如果它是一种毒蛇和猛兽,那更好,因为那样它更能为儿孙们尽防卫之责。”土家族居民世世代代以“虎”为图腾崇拜,“其意乃是驱恶镇邪,猎获吉祥,显示虎裔雄风也。

(二)从巴人原始式的“战舞”到土家族的民间歌舞

巴人自远古以来一直有尚武之风,我国历史上的“武王伐封战役”中,巴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徙(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也。”又《礼记·祭统》正义引皇侃所述《尚书大传》:“武王伐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土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太平御览》、《白虎通·礼乐》、《楚词章句·天问》等史籍中。

巴人的这种所谓“前歌后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歌舞”?据研究“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传统的产生,与巴人曾以`歌舞以凌’方法参加了这次战役有关。所谓`歌’,就是先锋或先头部队作出冲杀和刺击的恐吓性动作,大武舞即是模拟这些动作而产生的。”此说甚是。民族学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直到解放前仍保留有这种在格斗前表演的场面。目前,学术界都比较赞同此说。

巴人的这种所谓“战舞”,亦即“大武舞”,正是因为巴人在战前表演了这神秘的“战舞”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得武王作战得胜,后武王特指定周公将巴人的这种“战舞”编导为宫廷表演或用于祭祀祖先的舞蹈。到了汉代,巴人后裔查人曾为刘邦的先头部队,在攻三秦时,穷人性劲勇,并继承了祖先传下来的这种“前歌后舞”的军摊舞,致使刘邦大军所向无敌,此舞很讨刘邦之喜爱,刘邦深爱巴人“军摊舞”的英勇舞姿,故特命乐工学习。因贵人居民世居于巴郡渝水边,故史学者又将此摊舞称之为“巴渝舞”(后汉书·南蛮传)}。《晋书·乐志》记载:“其(指蜜人)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闻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

当时巴人在表演这种“大武舞”时,一般都是模仿动物类最猛的野兽动作来表演的,如《牧誓》中记载:“尚桓桓,如虎如貌,如熊如黑,”即指此。在表演“大武舞”时,表演者一般都带有假面具、穿虎衣的习俗。《尚书·益樱》记载:“击石扮石,百兽率舞”即是明证。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有百种野兽在跳舞,而是有很多的人模仿野兽的动作来进行表演。

考古学文化资料表明,在巴人区域里屡有青铜面具出土,如在汉水流域的汉中地区曾出土有20多件商代的“虎纹人面具”。另外,在两湖地区,重庆以及关中西部宝鸡等地出土的一些商周时期的铜礼器、兵器上,常见有铸雕“虎纹”的现象。在江汉地区的一些石家河文化遗址地层中,还发现有用美玉雕琢而成的虎形面具`。据研究,这些面具多是为举行祭祀和战争时跳图腾佩戴的摊面具。

如前述及,巴人世代崇“虎”,因此,无论是在铜礼器上、兵器上多铸有象征本民族图腾标志的“虎纹”。在土家族区域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簿于上,基本上都将锌于的钮部铸成“虎状”(考古学称之为“虎钮婷于”)。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人后裔土家族中,人死后举行一种世代相传的民间舞蹈—跳丧舞,其舞中唱多有一些崇拜“白虎”的内容,其动作也多是模仿虎的一些动作来表演的,如“虎抱头”、“猛虎下山”、“猛虎扑食”等皆为虎的动作。据民族学研究,这种民间“歌舞’,(跳丧舞),渊源于古代的“巴渝舞”(48,。《长阳县志》(卷七)记载:“板循俗喜歌舞,今巫教歌舞(摆手舞)即巴渝舞遗意”。

在土家族中除了“跳丧舞”以外,另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摆手舞”,此舞是土家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歌舞。“摆手”土家语称之为“舍巴”,汉语呼作“玩摆手”。相比之下,摆手舞在湘西、黔东北、渝东南地区比较流行,俗语有“南摆手北跳丧”之说。尽管摆手舞主要是一种带娱乐和健身性质的歌舞,但土家族人民曾也将这种“歌舞”用于战争中。据《永顺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永顺、保靖土司赴东海一带抗楼,用摆手舞瓦解了楼寇的蝴蝶阵。又《龙山县志》亦载:某土司用这种舞蹈攻陷了敌方的城池。据湖南的民族学者研究认为,摆手舞“其渊源与古代的`巴渝舞’、`击鼓踏歌以兴哀’的跳丧祭祀歌舞有着密不可分的承袭关系”。

从上述这些文献史籍中记载可知,早先巴人表演的是一种原始的“大武舞”,往后演变为“巴渝舞”,再往后又演变为土家族中的“跳丧舞”、“摆手舞”。由此可见,土家族居民中的这种古老相传的民族(间)舞蹈,不仅历悠久,而且演变序列清楚。尽管后来土家族居民中的这种古老相传的民族(间)舞蹈曾一度受到过统治阶级的限制和破坏,但是土家族人们的心理是不能践踏的,传统的文化、习俗也是不会轻而易举的就给毁掉的。正是“屡出示禁之不能止,亦修其教不易其俗而已。”

20世纪80年代,湖北长阳的民族文化工作者在这种古老的跳丧舞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改编成《巴山舞》。20世纪9。年代,湖北宜昌的文化工作者又继续深人挖掘,创作出了更富有土家族文化风情的舞蹈剧—《土里巴人》,并荣获1994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从而使土家族的这一民族舞蹈不仅舞出了湖北,而且还跳出了中国。可谓是舞出了土家族人的风采。

(三)从巴人原始式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到土家族的居所

建筑考古发现资料表明,在巴人区域里,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了“干栏式”建筑遗迹,如在湘西澄县彭头山、八十挡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地层中发现有“干栏式”建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迹资料,距今年约700。至800年。相当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一些遗址地层中,“干栏式”建筑遗迹资料更是多不胜举,现以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相当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中发现的“干栏式”建筑遗迹的资料介绍如下:

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存中,这类“干栏式”建筑遗迹发现多处,一般是在遗迹处发现有成排的柱洞。这种形式的遗迹多分布于临江边斜坡地段的基岩上,故房基地面一般是一面偏高、一面低下。建房时,人们多是在基岩上凿出成排的柱洞。然后将木柱插人柱洞中。房屋一般为两半,一半建在人工开凿出的较平整的岩石面上,另一半则是由里向外(偏低下的一端)延伸出去,于栽立于岩石平面上的数根柱子支撑,使之两者对称吻合。在开凿出的岩石平面上还刻意凿出吊脚楼(干栏)底部的横木槽,使整个房架连接起来,并牢固地与房基结合成一体,这样不仅使房屋框架的稳定性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安全感。在人工凿出的平整的岩石面上多见有散落的一层红烧土块,这些散落的红烧土多是当时墙体遗落下来的。

夏商时期,这种形式的“干栏式”建筑仍多有发现,其形式与先前新石器时代人们所居的“干栏式”建筑,主要是受山区地理条件限制,从而创造出的这种富有山区特色的建筑学文化。

建国初,重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巴人青铜锌于(后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铜薄于(战国时期)上铸有三组铭文图像(即象形文字),在其中的一组象形文字的中央,有一两木之间夹一悬空房屋的形象,徐中舒先生曾对这一象形文字研究后指出:“象依树构屋以居之形”,释为“干栏”的象形文字。这种“干栏式”的象形文字在土家族区域出土的其他一些战国至汉代的铜薄于上也多有发现。可见巴人世居“干栏”,从青铜器铭文(象形文字)上也得到了证实。

对汉以后巴人区域里的一些“干栏式”建筑,史籍中已多有记载,如《后汉书·板循蛮传》记载:“间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所居即是干栏。又《魏书·僚传》中载曰:“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日干栏。”旧唐书·南蛮传》说南平僚:“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为干栏。”据研究:“南僚居干栏之习,显然是从先秦时期世代相袭而来。”`54)在土家族区域里一些西汉、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各类明器陶仓和陶屋(模型),有的陶仓、陶屋的形制是摹仿当时当地居所“干栏式”建筑形式而制作的。

在现代的三峡、鄂西、湘西、渝东南、黔东北地区的土家族居民中,尤其是一些较偏僻的山区,这种“干栏式”建筑随处可见。

从“干栏式”建筑文化角度分析,在巴人区域里,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至春秋战国及两汉三国,最后发展到现在的土家族居民中仍十分流行着这种“干栏式”建筑,俗称为“吊脚楼。”由此可见,“干栏式”建筑文化在这一广阔地域里是经久不衰,历史源远流长的。这为我们研究土家族渊源于巴人说又提供了一重要线索。

(四)从巴族居民人类“体征学”、“血液基因学”看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巴人腹地的长阳深潭湾一崖穴中,清理出了010余具商代至战国时期的巴人人骨标本。这批人骨标本资料齐全,男女老幼都有,现这批人骨标本已成为我国青铜时代人骨研究资料中华中地区的代表组。

经对鄂西地区这批巴人人骨标本进行测定,并结合我国境内南北各地考古发现的一些重要人骨体征标本进行比较和综合分析,尤其是与这一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体征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长阳青铜时代居民应由长江南部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因这些人骨标本体现出的特征是:人骨标本总的体征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人骨标本的体征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据深潭湾这批巴人人骨标本本身所反映出的资料现象,研究(鉴定)者指出:“这一发现,使人们有理由推测长阳地区青铜时代的居民体征可能由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体征发展而来。

在对这批人骨体征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研究者又结合现代居住在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居民的体征类型进行比较,其结果是:“现代土家族居民的体征类型应从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经以深潭湾为代表的青铜时代居民发展而来。”这也就是说,在鄂西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距今约6000年),往后一直到现代土家居民,其人体的总的特征变化不大,始终是保持着一总的发展趋势。这与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发展序列即大溪文化~夏商文化~周文化~汉文化的情况是相符合的。

20世纪80年代,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地区的巫溪南门湾悬棺墓群中的一具悬棺(编号M)I进行了清理,据从该悬棺内随葬的铜兵器分析,研究者认为:墓主人应与战国中、晚期活动于三峡地区的巴人有关。199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对中国人类基因进行研究的同时,专门赴三峡地区对巫溪南门湾悬棺墓主人进行了基因分析,在分析的同时,研究者又对现今生活在南门湾附近的人群及川东、鄂西的土家族进行基因分析。再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古时南门湾一带的人群与现在川东、鄂西土家族居民的基因是相同的。由此可见,现代高科技研究成果证明,战国时三峡地区悬棺葬的原始人类与现在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土家族居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或者可以说:“悬棺葬的后裔就(活动)在长江三峡及西、南周边地区”。

又20世纪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左孔韶等一行数次赴鄂西、三峡地区,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当地有关文博单位联合对这一地区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中人骨进行血液基因分析,同时又在现在土家族居民中选出数名人员进行抽血化验分析,然后将古代巴人人体的血液成分与现代土家族居民的血液成分进行比较,获得的结果是,现在该地区的土家族居民与该地区古代巴人人体的基因成分是基本相似的。

前面提到,土家族与先前的巴人,其间的历史前后至少在五千年以上,共经历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封建社会。时间跨度长,先前巴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指陶器文化)的特色自然是不可能全部都遗传和照搬下来,但在土家族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具中或多或少的还是能见到有先前巴人日常生活用品的踪迹。我们注意到了,土家族居民中现在使用的擂钵,这是地道的土著文化风格。而在早期巴人遗址中就发现有这种器形,时代相当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被考古学者称之为“澄滤器”。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土家族居民中的这种“擂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后指出:“土家族使用的擂钵,就是二里头文化(夏文化)那种`澄滤器’,其实是普通的淘米器,……是当地土著文化的特色。”(60,这里笔者需补充一点的是,商周至汉以后的一些巴人遗址中仍出土有这种所谓的“擂钵”。在夏代及夏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这种所谓的“擂钵”。如在湖北宜昌清水滩、中堡岛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溪文化地层中都发现有这种“擂钵”,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地层中也见有这种所谓的“擂钵”。对这种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擂钵”,考古学叫法不一,有的称之为“刻槽器”,有的认为是“研磨器”,也有的说是“擂钵”。尽管是叫法各异,但该器物的用途大致上是相同的。这为我们追索土家族文化与先前巴文化的联系又提供了一参考的依据。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巴人的由来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从文献史籍中直接记载的即夏代巴人开始出现的历史线索来进行顺藤摸瓜,再往夏代以前追溯,可直接追溯到远古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当时雄据在南方地区的“三苗民族”即就是巴族,若再结合该地区地下考古发现资料,传说时代的“三苗文化”即就是学者研究认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早在02世纪08年代初,前苏联学者P·Q伊茨在他的《东亚南部民族史(}),一书中曾指出,巴人应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人。而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分布范围又大致上与传说时代三苗文化分布的范围大致上相似,只是限于80年代研究者认识事物的水平,再加上当时巴人区域考古学文化材料还不是很丰富,故学术界没直接对这一认识下结论,正如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研究认为的,从巴人区域“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来考察,还无法断定其族属问题,更难说明是现今哪个民族的先民。”但随着近十余年来研究工作的深人,巴人区域里一批批珍贵的地下文物出土,愈来愈多的学者己逐渐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夏以后至战国时期,尤其是一些较偏僻的山区到战国以后,先前巴人遗物一直向后延续着,即使近古时代的土家族居民中仍可以寻找到一些早先巴人的传统风格。

土家族由来于巴人,前面提出了许多证据。这方面的研究认识主要是从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体征学、建筑学等学科综合来进行探索的,从而使我们对土家族由来于古代巴人的观点有了说话的充分依据。

总之,对巴人、土家族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极为关注的一重大课题,尤其是湘、鄂、渝、黔地区党和政府部门都十分关心着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属省区现已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组织,各省区都有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尽管对巴人、土家族历史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随着巴人区域地下考古发掘工作继续深人进行,多学科研究者的深人挖掘,一些新资料的揭露,又将会使我们对过去已形成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39)播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

(40)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册,《伏羲考》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

(41)杨昌鑫:《土家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194页口

(42)汪宁生:《释“武王伐封前歌后舞”》、《历史研究》,1981年4期.

(43)“四川凉山彝族奴隶各家支之间进行打冤家的械斗时,选出带头的`扎秀’;一手舞皮盾,一手舞刀剑,头插红布或擂上鸡毛,皮盾、皮甲上漆着红黄黑三色组成的可怖图案,在扎夸的盾和剑的舞蹈指引下,奋前发出咒骂喊叫,高唱战歌,以事战斗,也以压倒威势取胜。流传了这样一首战歌……云南作伉族在以前打仗时,也是要摆开阵势,借大喊大唱战歌以助威势.沧源地区还流传一首这类的战歌……”引自《<牧誓)是一篇战争舞蹈的誓词》载刘起好《古史续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

(44)杨华:《“武王伐封”中的巴人巴舞》,《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3期。

(45)杨华《对“武王伐封”之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以《巴渝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141页.

(46)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湖北科学出挥社,1992年30页。

(47)同(44)。

(48)《土家族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67一268页.

(49)同(48),26页。

(50)《龙ilJ县志》(卷七)。

(51)《澄县八十挡新石器时代遗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201页;《澄县县八十答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l,s9年2月8日第1版,向绪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7页。

(52)《三峡坝区考古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20日第1版.

(53)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62年2期。

(54)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234页。

(55)张振标、王善才:《湖北长阳青铜时代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3期。

(56)同(55).

(57)万县地区博物馆、巫溪县文管所:《巫溪南门湾一号棺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

(58)廖渝方:《试解三峡悬棺谜》,《三峡文化研究》(第二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145页。

(5)9承蒙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庄孔韶到鄂西、三峡地区调查、研究时面告。

(6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28页。

(61)(冯思刚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205一206页。

(6)2《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1页。